一、引言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也持续快速增长，截止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43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亿美元，分别居于全球第二位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对世界和中国自身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也成为中国经济贸易政策和国际关系政策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对东南亚投资占有重要地位，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对外投资占比最大的区域。2018年中国对东盟10国投资流量达到136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9.6%，相当于对非洲投资额的2.5倍，对美国投资的1.8倍，对欧盟投资的1.5倍[1]。

东南亚地区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等11个国家，目前除东帝汶外，均为东盟成员国。东南亚国家除新加坡以外均为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国家政治局势较为复杂，投资政策环境也较不稳定，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投资面临较突出的政治风险。为了应对和缓解这些政治风险，相关企业自身应当采取策略性的调适措施。与此同时，由于政治风险区别于一般经济风险所呈现出的整体性和宏观性，中国政府的外交和对外经济行为对这些政治风险产生着重要影响。当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采用微观定量数据开展的研究更为少见。

企业跨国投资时的进入模式选择(合资-独资)是考察政治风险影响的一个较好的微观视角，其理论机制较为清晰，数据可得性也较高。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时，可以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与当地资本合资兴办投资项目，或者独资兴办投资项目。容易理解，当目的国政治风险较高时，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与当地资本合资，从而借助当地资本的本地化资源降低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而当目的国政治风险较低时，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独资兴办项目，从而避免利润的分享。数据获取方面，东南亚各国的政治风险水平、各主要投资项目的进入模式，以及其他关键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定量数据均可公开获得。这样，就能够建立一个考察目的国政治风险与中国东南亚投资之间关系的具体理论和实证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也能够进一步考察外交关系历史、经济援助、领导人互访等经济和外交政策对政治风险影响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采用2000—2017年间中国对东南亚投资项目和东南亚各国政治风险水平的相关微观数据，验证政治风险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不同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调节效应。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述评并提炼需要实证验证的理论假设；第三部分为介绍实证数据和模型结构；第四部分为采用实证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和分析；第五部分为总结并考虑可能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假设

(一)中国企业对东南亚投资及面临的政治风险

中国企业对东南亚投资流量和存量近年来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投资流量从2009年的26.98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36.94亿美元，投资存量从2009年的95.71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028.58亿美元(图1)，如前所述，其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比重也很可观。从国别看，累计输入中国投资前三位的东南亚国家分别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老挝。从行业看，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1]。如图1所示，虽然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可以注意到投资流量波动的情况较为明显，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相关国家的国内形势变化和政治事件发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了影响。在中国企业对东南亚投资过程中，东道国政治风险问题不仅存在而且突出。

图1 2009—2018年中国对东南亚投资流量与存量(亿美元)

东南亚区域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好。然而，东南亚区域各国政治体制差异较大，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结构复杂，对该区域进行投资仍然面临较多的政治风险。一方面，区域内一些国家政局并不稳定，国家政策连续性较差，与我国政治互信并不充分[2～5]。同时，区域内宗教文化环境复杂多样，有些区域民族矛盾仍然突出，存在较多的社会风险[6]。另一方面，区域内法律环境复杂，一些国家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不足[7]。有些国家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管理水平不高[8]。总之，中国企业对东南亚进行投资时，政治风险仍然是需要面对的重要制约因素。